富阳新闻网

首页 > 正文

苑鹏:“公司 合作社 农户”下的四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探析

www.hrbditaitai.com2020-01-26

本文探讨了在四种不同的“公司合作农民”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下,公司与农民的关系及其对提高农民福利的影响。分析发现,在“公司经营与农户相联系”的模式下,农户作为公司的合同工,可以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但没有决策参与权;在“农民与公司合作经营”的模式下,公司与农民初步建立了不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农民作为合作社所有者的身份开始得到体现,他们可以参与合作社决策,分享合作社利益,他们的社会网络得到了拓展。在“农民自办合作社与公司对接”模式中,公司与农民的关系是农产品供应链中独立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作为合作社的所有者,农民拥有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农民福利促进空间明显扩大。在“农民自办合作社、合作社自办加工企业”的模式下,农民通过自办合作社和加工企业,彻底摆脱了公司,建立了独立的全产品供应链,实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纵向一体化,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农民福利提高的空间。本文认为,如果政府支持合作社的目标是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那么支持的重点应该是农民经营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经营的加工企业。

1。引言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研究中,对纵向合作或纵向一体化等不同的产业管理组织模式进行比较制度分析是一个热门话题(例如,王爱群,夏颖,2006;罗必良等人,2007)。“企业农民”模式的制度缺陷已得到广泛讨论(例如,周立群、曹立群,2001年;牛若凤,2002;杜唐寅,2002年;郭洪东,2005),引入合作中介形成“企业合作农民”模式已经得到认可,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的应用,其现实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也得到了充分论证(如许旭初,2005;黄祖辉,徐旭初,2006;马艳丽林建,2006年;马艳丽,2007年);黄仲胜,徐旭初,2008;张小山,2009;

富尔顿、赵军,2009;廖祖军,郭晓鸣,2010;崔宝玉,陈强,2011),但很少从提高农民福利的角度来看。

自2004年起,作者开始关注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发展。他走访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十多个省(区、市)的数百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并对数十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个案研究。从公司与农民的关系来看,“公司合作农民”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类型:=1 * GB3①公司经营合作社与农民生产者相联系;=2 * GB3②公司与农民之间的合作;=3 * GB3③农民自营合作社与公司对接;=4 * GB3④农民经营自己的合作社,合作社经营自己的加工企业。本文试图对其进行具体探讨,分析不同模式下公司与农民利益关系的特点,并比较不同模式下农民市场地位、经济效益和风险、社会关系网络、决策参与的变化,最后分析不同模式下农民福利改善的差异。

在福利研究方面,自从庇古(1932)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使福利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将福利分为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尽管学术界对福利的内涵和边界有不同的理解,但在个人福利的基本方面,包括经济地位、决策参与和社会联系,存在共识。近年来,随着阿马蒂亚森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的增强,阿马蒂亚森提出了可行性的概念(Amartya Sen,2002),人类和人类的生活质量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公司经营合作社的典型代表是农产品加工企业组织农民加入合作社,也是[四种农业产业化模式中最常见的。其基本特征是公司通过[合作组织与农民建立了长期的纵向契约关系。合作社本质上是公司的原材料基地和第一个生产车间。公司控制合作社的决策权和收入分配权。农民是公司的“挣工资者”,他们没有与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分享风险和利益。

这种模式的典型运作模式是合作按照公司发布的生产计划(包括产品品种、规格、规模、交货时间和交货价格)进行生产,公司为公司提供品种选择、投入供应、生产技术指导、流动性保证、产品回收和生产基础设施改善等服务,公司承担运营风险。这种模式实质上是“公司农民”制度的完善,公司与农民的关系实质上是劳动外包关系。也就是说,农民不再是独立的生产者,而是公司雇佣的生产公司指定产品的合同工。公司实行“计件工资制”,根据农民提交的产品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这种模式在水产养殖中最为典型。对农民来说,这种制度安排的最大优势是,他们不再承担产品无法销售或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任何市场风险,他们不再需要决定生产什么,也不再需要有稳定的预期经营收入。但是,公司可以控制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为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奠定基础。在这种模式下,合作社只是一个没有真实名称的空架子。

然而,公司和农民采用这种模式有一定的门槛。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它需要能够承担更高的前期投资,包括建立技术服务团队的费用和购买生产要素所需的营运资本。因此,这类公司通常存在于产品附加值相对较高的行业,如生产特色农产品。此外,这些公司管理实力雄厚,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体。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他们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掌握专业生产技能。为了防止农民违约,公司通常对农民的最低生产规模有严格的规定。通常只有职业农民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普通农民不能自愿加入俱乐部。

公司经营的合作社模式与传统的“公司-农民”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公司和农民之间的短期合同得到了延长。公司通过合作社的组织载体实现了公司监管和农民群体自我监管的有效结合,从而降低了双方的交易成本。通过农民参与自我监督,公司降低了从外部监督农民的成本,公司可以以合作社的名义申请政府补贴、项目建设资金,甚至税收优惠,从而降低公司的生产经营成本,获得额外的制度效益。然而,农民受到合作社制度的保护。他们不必像以前那样向公司支付高额保证金来防止违约。根据合作章程的规定,他们只需缴纳有限的会费或股本。生产资本的进步大大减少了。此外,通过合作社的法律框架,公司和农民还依靠自己的专有资产,利用自己有利的市场条件,避免了彼此的准租金被“窃取”。

因此,与“公司农民”模式相比,公司经营合作社确认了农民与公司的关系,农民具有稳定的收入预期。生产经营风险相对降低。公司提供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也降低了农民的经营成本,提高了农民的经济福利。然而,这种改进有其局限性。首先是农民的被动,即农民由公司选择,由公司定价。他们无权积极参与,只能“用脚投票”。合作社的“经济民主”在这种合作社中没有真正的名称,农民的决策参与权也没有得到改善。二是农户群体的局限性,即只有专业的大农户或大农户以及管理能力强的农户才有机会,普通的兼职小农户很难受益。因此,经济福利得到改善的农民是一个小群体,可以说是农民中最好的。第三是产品的局限性。如果不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这种合作主导型公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农业原材料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如果公司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农产品原料,则存在供应数量、质量或交货时间不确定等潜在风险,直接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甚至生存。因此,公司需要与农民建立稳定的合同关系。在这种模式下,农民社会关系的变化反映在打破原有的地理和血缘关系,加强产业关系上,即农民社会资本的变化更多地反映在弱关系上,而不是强关系上。

3。模式2 农民与公司联合合作: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尝试

这种模式与公司经营合作社控制农民的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农民持有合作社的控股权,因此拥有剩余控制权,而剩余控制权又是要求剩余收入的权利。与模式1相比,这种与农民合作的公司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即它们是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要是个人和私营企业。由于驱动农民的规模有限,国家支持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很难惠及农民。

该模式的重要背景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和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指导。该法律规定了政府对合作社的一系列支持政策,并允许公司加入合作社,从而给予公司启动合作社的强有力的积极激励。鉴于地方政府强调只有符合法律规范的合作社才能纳入政府支持的范围,这些公司选择与拥有20%股权的农民共同建立合作社,以获得最大利益,[4】。

公司和农民通过股权联合组成了一个新的财团。纵向一体化后,双方之间的市场契约被消除,并被组织内不同所有者之间的要素契约所取代。对公司而言,这种新制度安排的优势在于,它可以以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参与和控制农民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从而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数量和规模以及交付时间。此外,这种控制不是企业单方面从外部施加的压力。作为合作社所有者的一员,农民也参与其中。双方合作的意愿相对较强。农户成员可以选举代表参加董事会,并与公司代表就合作社发展的重大决策进行民主协商。虽然决策权本质上仍由公司控制,但由于农户成员的直接参与,公司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农户的利益。双方的关系既不是公司主导和控制的合作社下的劳动外包关系,也不是公司谈判下的农民自办合作社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而是相对温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的联盟关系。然而,权利

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模式面临的直接挑战是,公司面向市场消费者需求的经营理念往往与农民面向产品销售收入最大化的经营理念相冲突,这直接威胁到合作社发展的稳定性。这场冲突背后的本质是公司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公司相比,农民更倾向于最大化他们的短期利益。如果公司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处理不好,那么这种联合合作社将受到发展停滞甚至解体的威胁,[⑤];然而,如果处理得当,农民将有更多的经济福利增长空间,并可能跳出公司的单一渠道,“单飞”[⑥。

4。模式3 农民自办合作社与公司对接:市场主体的契约关系

从“公司农民”模式到农民自办合作社与公司对接,往往是由于公司与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从而鼓励农民通过自组织增强与公司的谈判能力。作为农民联合行动的产物,合作社代表农民的利益,并与公司谈判。农民有权通过集体行动发言和自我选择,并摆脱公司的控制。在这种模式下,公司和合作社之间的关系是它们各自平等和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双方通过自愿的商品合同建立利益关系。双方之间的商品合同通常是短期合同,不同于模型下的长期合同,通常每年签订一次。这意味着,除了满足缔约方的要求之外,双方都有权选择其他贸易伙伴,并同时与多个市场参与者进行贸易。

在农民自己经营的合作社中,所有成员都是由作为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农民组成。农民按照“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分享合作社的控制权,并按照与合作社营业额的比例获得合作社的收益权。这种合作社的特点是由精英农民发起(如主要种植者、农民经纪人、[村干部)。这些精英农民有着相同的特点,即他们既有合作又有创业精神,即“好人和有能力的人”的特点。“好人”的人格使他们能够团结农民,凭借助人为乐的信用品牌和利他主义成为组织的“领导者”,从而培养成员对合作社的忠诚,降低组织成本,实现“群体过冬”。“能人”的个人管理能力和管理实力使他们能够为成员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并有能力在经营中承担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在合作社发展的早期阶段,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普遍很弱,他们规避风险的意愿很强,[⑧]。合作社发起人的素质和能力成为此类合作社健康成长的关键。

从福利促进的角度来看,农民自办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的最大优势是摆脱对公司的单向依赖。农民的生产和经营不再由公司控制,而是取决于合作社的市场地位、与公司的谈判能力以及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竞争和合作能力。这意味着农民的经营收入有更大的提高空间,农民的经济福利也有更大的提高空间。此外,与公司经营的合作社相比,农民自营合作社对农民成员的准入要求相对较低,因为领导者与农民之间有着密切的社区联系。只要农民愿意加入合作社,合作社的大门永远向他们敞开。这样,合作社将为劳动力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兼职农民提供更多的增收机会。当然,农民承担的管理风险也会增加,从而增加农民经济福利提升水平的不确定性。然而,不管怎样,因为合作社已经和公司签订了商品合同,农民的收入来自生产

随着这类合作社规模和实力的扩大,在自建合作社代表农民利益并与公司联系之后,出现了向产业链下游延伸的冲动和趋势。进入农产品第一加工业后,合作社内部业务形成了第一、二、三产业联动的雏形,形成了以农民为合作社所有者主体的纵向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在新型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下,农民不仅可以分享销售初级产品的收入,还可以直接分享纵向一体化后农产品增值加工的收入。随着合作社产品加工能力的提高和产品品牌建设的加强,农民生产逐渐专业化、标准化和规模化。

与传统的“公司农民”模式相比,这种由合作社自行设立加工企业而形成的新型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打破了投资者长期垄断农产品加工业的局面,增加了以农产品生产者为主要所有者的供应商类型,促进了市场竞争。它使农民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所有产品的“生产者(加工者)-消费者”短供应链,与不同产品供应链中的公司竞争,摆脱只能与农产品供应链节点中的上游和下游供应商竞争的局面。它不仅克服了初级农产品固有的缺陷,而且缩短了与终端消费者的距离,从而给了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更大的发挥空间。它不仅有利于促进消费者福利,还能促进农民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使农民获得经济福利的机会在四种模式中最大化,跳出“微笑曲线”[⑨的底部,向终点延伸。尤其对于那些成功实施品牌管理的合作社,农民经济福利的提高尤为突出,[⑩)。农民通过参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投资和建设,将投资者和生产者聚集成一个整体。参与合作社的广度和深度显着提高,合作社所有者的主导地位得到充分体现。合作社通过干预农产品初级加工领域,拥有更广泛的市场联系,并为农民提供更丰富的社会资源。与此同时,由于成员之间的互动增加,农民在社区内的原始资源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但是,鉴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民自办合作社和合作社自办加工企业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并不是当前“农民法人合作社”的主流模式。因此,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合作加工企业数量甚至是有限的,这在当前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并不具有代表性,但却预示着未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发展方向。

VI .结论与政策含义从以上对“企业合作农民”四种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模式下农民有不同的市场地位和不同的权利与责任(见表1)。在公司主导的合作模式下,农民没有独立的市场地位。实质上,他们是公司雇用的计件合同工人,能够获得预期的福利。在公司与农民共同组织的合作模式下,农民参与了部分经营利润,增加了收入来源,增加了收入空间,同时也承担了部分生产经营风险。在农民自办合作社与企业对接的模式下,农民可以获得产品生产和经营的全部利益。因此,所有的管理风险都由农民分担。基于农民自主合作的农产品加工厂自主投资建设模式下

相应地,从模式1到模式4,随着农民与公司的关系越来越独立,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自由权利空间不断扩大,收入来源不断扩大,组织中的独立决策权日益增强,经济回报的增长空间呈现出增长趋势。此外,农民的社会资本也逐渐跳出了传统社区、本土化和身份认同的局限。它已经从主要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理位置的支持性社会资本转变为桥接性社会资本(Putnam,2000),后者是一个自愿的协会,是一个通过商业联系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个体。这对扩大农民社会网络资源的广度和深度具有重要意义(见表2)。然而,相应地,农民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也在增加,他们所承受的商业风险也在增加。因此,在特定的时间点,农民净经济效益的增长水平是不稳定的。

因此,只有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垂直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下,广大农民才有机会获得最大利益。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本文的研究资料来源于作者多年的案例积累和提炼,缺乏有效的样本数据支持,也缺乏数学模型的推理,因此没有提高农民福利的评价指标体系,也没有相应的具体评价。因此,本文对不同农业产业化模式下农民福利的评价仍处于初步定性分析阶段,需要系统化和深化。从本文的结论可以推断出的政策含义是,如果政府支持合作社的优先目标是改善农村基本管理制度,培育新的农业管理主体,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那么支持的重点应该是农民自己经营的合作社和以生产者和农民为主要投资主体的加工企业。只有这样,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农民福利的提高才能最大化,也有助于实现“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战略目标,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references

1.fulton,m. and zhao,jun :

agricultural industrization,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 and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China。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合作经济研究中心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出版(编辑)。):《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新走向: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技出版社,2009。

2。普特纳姆,年《保龄球单独》,年《美国社区的崩溃和复兴》。

纽约:西蒙和舒斯特,2000。

3。卞燕杰、邱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第2号,2000年。

4。卞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第3号,2004年。

5。杜唐寅(主编):《合作社: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6。崔宝玉、陈强:《资本控制必然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弱化吗?》 《农业经济问题》第2号,2011年。

7。董进才:《专业合作社农民政治参与状况分析基于浙江省示范合作社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第9号,2009年。

8。郭洪东:《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订单安排及履约机制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9。郭晓鸣廖祖军:《公司领办型合作社的形成机理与制度特征以四川省邛崃市金利猪业合作社为例》,《中国农村观察》第5号,2010年。

10。马艳丽:《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解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1。马艳丽林建:《农业合作社和投资者所有企业的边界基于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角度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 2006年第3期。

12。黄仲胜、徐旭初:《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号,2008年。

13。黄祖辉,徐旭初:《基于能力和关系的合作治理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解释》,《浙江社会科学》第1号,2006年。

14。罗必良,陈武,刘程响:《论两种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的选择》,《经济透视》第4号,2007。

15。牛若凤:《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特点与方向》,《中国农村经济》第5号,2002年。

16。王爱群,夏颖:《合同关系与农业垂直一体化应用比较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7号,2006年。

17。许旭初:《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18。袁鹏:《对公司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探讨以北京圣泽林梨专业合作社为例》,《管理世界》第4号,2008年。

19。张小山:《大户和龙头企业领办的合作社是当前中国合作社发展的现实选择》,《中国合作经济》第10号,2009年。

20。任大鹏张颖:《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从合作社的真伪之辩谈起》,《农业经济问题》第4号,2010年。

21。曹立群周立群:《农村经济组织形态的演变与创新》,《经济研究》第1号,2001年。

22。周扬、施思:《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对农民福利的影响:从收入、风险和收入差距三方面进行分析》,南开大学经济系国家经济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第六届学生学术交流会议论文,2006年11月。

23。[英语]庇古:《福利经济学》(上下),朱令、张生记、吴梁健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

24。[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智、于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25。[印度]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由王乐妍和李航翻译

(4)在笔者的实地调查中,一些与农民合作的公司报告称,在研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相关规定后,他们发现,尽管法律规定没有规定成员的出资额,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制度,个人成员拥有最多20%的额外表决权,因此,公司选择出资最多20%的股权。他们认为,超过这一限度意味着权利和风险不平等,企业的利益将受到损害。

[⑤]例如,作者曾经做过一个由一家公司和农民联合组织的专业合作社的案例研究(见袁鹏,2008)。2010年,由于晚春寒冷和冰雹灾害,梨农产品质量普遍下降。考虑到消费市场的刚性要求,公司坚持“产品质量是合作社的生命线”的经营战略,坚持按质采购。最后,只有40%的梨农产品达到合格标准。因为公司只有一个单一的营销渠道,只有超市的直销,大多数会员剩下的产品只能靠自己销售。然而,周边地区遇到同样情况的其他类似合作社正在积极帮助其成员开发市场,利用当地批发市场销售劣质水果,甚至亏本购买产品。相比之下,一些成员对合作社的信心动摇了,导致离心力,转向该区域的其他邻近合作社。合作社的销售规模急剧下降,而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其固定经营费用稳步上升,导致经营亏损。从2011年到2012年,公司与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善,合作社正在衰落。该公司不得不转向该地区以外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⑥]例如,笔者调查的加工企业与养鸭户联合经营的肉鸭合作社,显着增加了成员收入,促进了当地肉鸭养殖规模的快速扩张,突破了加工企业的生产能力。因此,企业帮助合作社开辟了新的独立销售渠道。该合作社先后与天津、河北、内蒙古、新疆等地的客户签订意向合同,直接销售肉鸭。此后,合作社跳出了只为加工企业即合作社成员的大股东供货的局面,并有了自己的渠道。加工企业还通过帮助会员销售白条鸭,拓展了新业务,开辟了新的收入渠道。双方在合作中通过良性互动扩大了“蛋糕”,实现了互利共赢,合作关系不断加强。

[⑦目前,不少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主要领导在上岗前都有丰富的工商管理经验。在农村各地广泛采用差额选举制度后,他们有很强的内在动力来领导和经营合作社,这不仅直接增加了个人经济利益,而且巩固和提升了他们在村民中的政治地位,赢得了更多的政治选票。

[⑧]在中国农村,当动员农民加入合作社时,他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合作社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这种收益通常指没有经营风险的额外收入。

[⑨“微笑曲线”用来描述在产业链中,从产品研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各个阶段,产品的附加值就像一张笑脸,研发和品牌销售两端的价值最大,生产制造等中间环节的价值最低。

[⑩]以北京郊区的养蜂合作社为例。2006年,该合作社成为北京百花蜂产品公司的原料供应基地,该公司以高于市场价格200元/吨的价格收购了该合作社的原蜂蜜。合作社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并投资300万元建设蜂产品加工线和注册商标后,成员生产的原蜂蜜大幅增加。以一吨蜂蜜为例。当向公司销售原材料时,合作社可以

热门浏览
热门排行榜
热门标签
日期归档